当人民要求的政策一经通过民意机关而交付与自己选举的政府的时候，即由政府去执行，只要执行时不违背曾经民意通过的方针，其执行必能顺利无阻。
劳资关系是社会关系的一种，而且在现代社会居于核心地位。如果列宁说的民主集中制就是先民主后独裁，那确实既不同于民主制也不同于独裁制，也不同于列宁所说的专制主义的集中制、官僚主义的集中制，因为后者一直就是专制的，没有经历民主集中的过程。
十八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二章 党的组织制度第十条明确提出党是根据自己的纲领和章程，按照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统一整体。西方发达国家经过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理性文化被普遍接受之后才慢慢具备了普选制的两个要素。同时江泽民对中国共产党的未来提出了三个代表要求：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3.3.4 党导民主制 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现在都采取民主集中制原则。所以全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期待更高也就在情理之中。
当前的党导民主制实际上由三部分组成：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立宪党导制要求领导党必须是改良性的、先进性的、全民性的、世俗性的政党，就中国而言，中国共产党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改良化、自身去阶级化和世俗化，事实上，自1949年建国，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和领导党转身为执政党和领导党之后，也一直在这三个方向上不断的调整和进步。我们说实证研究方法使得法学成为一门科学，不过在法学作为科学的旗帜下，实证研究方法却遮蔽了一些亟待理论探索的命题，法律激励命题即是其中之一。
在笔者看来，既然说法治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38]那么在当代法治中国建设的语境中，强调励治法治观的法律激励命题正激活了国家治理法治化对良法善治的真正主张。因此，改革作为法律激励实践的推动力，不仅在于推动法律内部激励性规范的创新，而且在于促使法律制度与其他社会规范体系进行互动交流，而法律激励规范的更新正是这种互动交流的结果。[15]一位老人，退休后为图清静安宁，在湖边买了一所房子，居住养老，十分惬意。[7]然而，我们不能因现代西方法律理论的洞见而放弃对当代中国法治理论的创新。
三、法律激励理念化转向的制约因素 从法律激励与改革之间的关系来看，我们可以将激励看做法律和法治的核心属性，然而，国内学者即便能够认可这一观点，也往往难以在研究过程中坚守此念，而总是不自觉地将法律激励作为某种立法技术加以对待，从而与法律激励之于社会改革和法治理论创新的时代意义失之交臂。然而，这种来自以理性人为基础的经济分析，导致法律激励的研究过程更像一场通过胡萝卜加大棒式的计算而对民众行为进行的算计，因此无法将法律激励升格为理念被民众接受。
一、法律激励的理念化转向源于改革 法律激励命题的现实意义规定了法律激励研究的方向。[20]参见胡元聪：《我国法律激励的类型化分析》，《法商研究》2013年第4期。但没过多久，附近居住的几个年轻人开始在老人的住处周围嬉戏打闹，噪声不断。再随后，老人再 次编出新的理由，将奖励额度减少成一角钱。
如果我们将法律激励看成是阿伦森所讲的奖励的话，那么当法律激励规范满足了激励对象的优势需要时，就不再具有激励上的积极的决定作用或组织作用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必须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同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相适应，总结和运用党领导人民实行法治的成功经验，围绕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推进法治理论创新，发展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体现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依法治国提供理论指导和学理支撑。[6]或将法律激励看成是一场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法律实践发展趋势，在法律文本的词句梳理中揭示法律激励现象的兴盛之势。第二，就发展法律激励理论的外部知识资源而言，我们所借鉴的理论资源过于集中和单一。
更不能仅止步于法律激励规范条目的计数运算之中，只见其然而不求知其所以然，法律文本固然是法学研究的重要对象，但是并非唯一对象，尤其对于法律激励这样的具有实效指涉性的命题而言，对法律文本的解读必须要以社会实践为背景。[19]参见丰霏：《法律治理中的激励模式》，《法制与社会发展》2012年第2期。
[35]何志鹏、尚杰：《中国软法研究：成就与问题》，《河北法学》2014年第12期。法律激励的研究需要包容奖励与惩罚的双面研究，并摆脱技术化的樊篱，实现理念化的提升，以励治法治观替换惩治法治观。
四、法律激励研究从立法技术到治理理念的实现条件 既然在前文的分析中，我们已经发现，导致法律激励的研究被局限在技术层面的主要症结在于将法律激励等同于法律奖励并与法律惩罚的功能相对立，那么要突破法律激励研究的技术化瓶颈，就要克服我们旧有的对法律功能的认识，尤其是要克服将法律看做为行为惩治方式的惩治法治观的认识。例如，盗贼滋生不利于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见义勇为、伸张正义、打击盗贼本是道德领域的行动主张，但是自唐朝出现了对见义勇为进行金钱奖励的正式法令后，之后的各朝各代立法便都对见义勇为有所褒奖。由此来看，法律与道德并不能借助教化与惩罚的功能区辨而加以界分。这种对立意识在清末法制改革、中国法制走向现代的过程中表现得最为突出，我们可以将这种观念现象的出现解释成社会治理模式之间的竞争所导致的。但是，被保留下来的法律激励规范不再具备此前的激励能效，而是逐渐地演变为法律激励上的保健因子，[18]在这一过程中，一些原本以授权和褒奖为主的激励规范经过权利义务关系的转化逐渐被转译成以设定对向义务和惩罚为主的约束规范。可是，细推之下我们却发现，已然之后也是未然之前，所谓禁于已然之后的法律必然也发挥禁于将然之前的作用。
为了使这些年轻人远离自己的住所，老人想出了一套特殊的方法。例如，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提出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任务目标，加上对科学立法的不断强调，在各个方面制度建设中都涉及法律激励机制的设计问题，这使得尽管在相关制度建设的过程中，法律激励问题受到广泛的关注和研究，却总是局限在对具体问题的对策分析之上，从而使得研究者产生了两个错觉:一是认为法律激励命题的研究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其能够解决具体的实践问题，因此对实践中具体制度规范的激励机制设计研究也就是法律激励理论研究工作的全部。
这是用来描述阿伦森效应的经典故事，转引自王霞：《权利的心理基础——般原理与本土分析》，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法学院，2014年12月，第58-89页。或许，当我们看到部门法学对社会改革的推进作用时，我们也应当思考是否可以借助法律激励的理念化来对法理学的知识体系进行改造，从而重获法理学的理论指导力。
SeeRichardH.Thaler,CassR.Sunstein,Nudge,OverseaPublishingHouse,2009,pp.160?169;CassR.Sunstein,WhyNudeg,YaleUniversityPress,2014,pp.35?45. [29]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励治法治观中的励治是激励之治之意，其中激励的内涵包括了奖励与惩罚两个层面，因此并不与惩罚 完全对立，但是与仅仅将法律作为惩罚手段的惩治法治观构成了思想上的竞争关系。对这种激励规范的蜕变现象解释启于心理学上的阿伦森效应理论，其往往通过一则小故事加以传播，[15]故事中所反映出的随着奖励增加而导致个体态度逐渐积极，随着奖励减少而导致个体态度逐渐消极的心理现象即是阿伦森效应的含义。
例如，在依法行政中讲求行政自制。[27]参见张维迎：《信息、信任与法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94-205页。二是认为尽管不能将法律激励机制研究作为法律激励命题的全部，这种机制设计的研究工作却是法律激励研究的核心，零散的技术化研究成果经过汇总之后即可形成法律激励理论，法律激励的理念化是法律激励理论体系化的结果。老人起先赞扬年轻人的活泼与热闹，同 时邀请他们每天都来附近玩耍，并给予他们每人一元钱作为奖励。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不仅意味着法治是市场活动的规范基础，要依靠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解决市场经济发展中的问题，而且意味着作为治理方式的法治本身也必然要适应治理对象的特点，体现市场的激励性要素。其中缘由，有的是因为法律相对于改革需求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但是当我们尝试忽略法律制度建设的时间成本或者在坚守改革要于法有据的次序关系时，我们仍然无法依靠辩证关系来解释在改革过程中为什么原有的一些法律激励规范消失而有些法律约束和惩罚规范却有增无减，以至于我们非但不能说改革的深化与法制的发展是一场法律激励的兴旺进程，反而还要认可惩罚永远是法律的中心要义。
第一，就经济建设领域而言，在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方面，不论从西方国家还是我国的经济发展经验和趋势来看，惩治不能带来经济繁荣，励治才是经济发展的关键。也不能简单地因中国法律文化传统的源远深邃而漠视现代法律发展的整体趋势。
[28]对于法律激励与政策引导所产生的专制问题，也是当前西方社会面对的重要难题，对此亦是争议不断。例如，《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维护人民权益，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将人民群众对法治的感受摆在了突出的位置，这意味着法治建设的现实需要使我们不得不更新原有的观点，重新反思并丰富对除了我的行为以外，我是根本不存在的，我根本不是法律的对象[34]这一经典提法的理解。
其实，如果将当代中国的法制建设与改革开放的现实需求相联系的话，那么我们便可以从中获得更为清晰的认识，即激励性法律文本的逐渐增多并非简单地源于社会的发展，而是源于改革的需要，改革是法律激励制度实践的推动力，法律激励在实践过程中助推社会整体发展。究其原因，乃是在于诸类研究总是以具体制度规范中的激励元素为起点，向下探索激励的模式和细节等下游问题，因而难以高跃至上游宏观地加以把握。将激励作为法律治理的理念也就是要承认法律激励的奖惩一体性，把激励作为法律的真谛和法治的模式不仅有助于开放法律激励命题的研究空间，也将增进我们对于法律和法治的理解，从而更好地发挥法律激励对改革需求的服务功能。五、结语 综上所述，尽管在汉语激励的语词使用中，我们常常以其指代奖赏鼓励，将其与法律惩罚相对立，但从法律激励的研究内容及其所承载的改革意义来看，仅仅将法律激励理解为勉励性法律规范而对其进行的技术化和对策性研究，并不足以发挥其所有的理论创新力。
[16]参见王霞：《权利的心理基础——般原理与本土分析》，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法学院，2014年12月，第59页。就古代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影响而言，我们在研判礼法之治的文化传统时，不论是将古代法律体系看成是以惩罚为主的刑法体系还是将其视为以管控为主的行政法体系，总是不自觉地或刻意地将法律与暴力手段、惩罚模式联系起来，而把那种温和教化、鼓励模式的要素都归于道德。
这也意味着那种管控式的惩罚法治观需要向自由式的激励法治观转变。二、改革语境下法律激励的复合内涵 对法律激励的文本分析及其与改革之间关系的宏观估量分析只是刚刚开启了我们重新认识法律激励的一个切入点，要对法律激励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则必须深入到法律激励规范的实践中，解读法律激励规范的实际效果及其所蕴含的法律激励的复合内涵。
[33]参见朱立恒：《刑事执行程序与宽严相济的向背及调整》，《当代法学》2011年第2期。[25]王奇才、高戚昕峤：《中国法学的苏联渊源——以中国法学的学科性质和知识来源为主要考察对象》，《法制与社会发展》2012年第5期。
